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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男人为什么开始做家务了?

2019-11-16 11:10:15 来源:洛尔阳门新闻 作者:网站编辑 阅读:2874次

正在播出的综艺节目《做家务的男人》(Men Who Do家务),节目的第一集展示了嘉宾魏大勋和他儿子的双重“沙发瘫痪”。魏的妈妈在厨房忙着,而“沙发的两个儿子”小组在客厅首次亮相。在本周更新的最新节目中,当魏大勋体验农场生活时,他用弟弟做所有家务,并被朱丹责骂——就像李丹一样,“用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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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大勋和他的父亲昏倒在家里。

谁来做家务以及如何分配家务时间是几乎每个中国家庭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做家务的男人”项目发布了一组数据,迫使人们思考家务时间背后的深层结构问题

中国女性就业率居世界首位。

中国男人在家务劳动时间上排名倒数第四。

平均而言,中国女性做家务的时间比男性多81分钟。

家务将成为中国夫妇离婚的最大原因。

当我们考虑家务劳动时,我们经常用城市生活的观点来代替,并用各种性别理论来判断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然而,在更广阔的中国,家务时间的问题不能用简单的性别不平等来解释和涵盖。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大量农民工从农村来到城市谋生。他们的家庭被称为“移民家庭”。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男性一般不参与家务劳动。然而,在流动家庭中,男人不仅会承担家务,有时也会主动承担家务。

历史上的妇女解放没有让妇女卸下家务负担。为什么城乡之间的迁移改变了男人不做家务的传统?《男性妥协》一书的作者通过对中国深圳、东莞和广州的266名农民工的深入访谈得出结论。在城市斗争的过程中,男性通过参与家务劳动和在夫妻分工上做出让步,创造了“可敬的男性气概”的新词。虽然在话语建构的过程中有传统色彩的遗产,但它也让我们看到了最真实的生活,如何找到希望并努力生活。与此同时,让我们思考一下,仅仅通过看家务时间来衡量性别平等是否真的很难。

35岁的小丁在东莞的一家公司当司机,他的妻子在同一个城市的一家公司当会计。他们有两个孩子,一个6岁,另一个12岁。小丁住在公司分配的宿舍里,他的妻子和孩子一起住在城里租来的房子里。

小丁每周五晚上只回家一个周末,不能照顾孩子,所以他妻子和他吵了很多次架。小丁显然同意“男主外,女主内”的文化规范,但他也意识到了理想家庭和现实生活的区别。妻子的收入高于自己,她的工作对家庭经济的稳定至关重要。尽管如此,他的行为并没有多大改变。他拒绝搬回来和妻子孩子住在一起,经常会找各种理由来避免扫地、洗碗、打扫厕所和其他家务。如果孩子在家,他会“帮助”做饭、辅导和带孩子去看医生。

小丁的家庭凸显了城市流动家庭的生活压力。早期移民家庭将把孩子留在家乡,由父母照顾。然而,数据显示,带孩子出去工作的“移民家庭”的比例正在增加。那些远离家乡亲人支持的人需要重新考虑家务分配和对子女的照顾,以应对家庭巨大的经济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妻子的有偿工作成为经济上的“必需品”,而男人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务责任。

事实上,妻子有偿工作的重要性已经反映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很长一段时间,男人没有义务参与家务劳动——女人不仅应该完成所有家务劳动,而且应该为家庭的经济收入尽最大努力。在日常话语中,家务被认为是“琐碎的”。尽管主流话语一直建议男性分担家务,但男性愿意分担家务责任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变化。

上个世纪家务劳动的口号

这并没有帮助妇女减轻家务负担。

中国传统的父权制规范模式基于严格的性别隔离机制。公共领域只对男性开放,而女性仅限于家庭领域。性别顺序看起来是平行的,但实际上是分层的。在现实生活中,它导致妇女无法获得经济资源、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然而,实际上,普通农民家庭很少完全实施这种性别隔离。出于经济需要,妇女还必须从事一些生产活动。然而,这些并没有影响妇女的地位,它只表明在农村家庭中,妇女必须比男子承担更多的责任。人类学家徐诚斌20世纪40年代在农村集镇的民族志发现:

一般来说,女人比男人工作更努力。女人起得很早,整天像牛和马一样工作,晚上很早就睡觉。男人通常起床很晚,大部分时间都在聊天、喝茶或抽烟。他们也比妻子和母亲睡得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鼓励妇女参加劳动生产以赚取工作点数,但这并没有减少她们的家务劳动,也没有显著改善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20世纪50年代,当国家需要妇女尽可能多地参与生产性劳动时,国家建立了一系列公共服务机构——如托儿所、脱粒室、缝纫室、食堂——以减少家务劳动量,但并没有促进家务劳动中的两性平等。在许多地方,这种社会化家务劳动已经证明不可能长期存在。由于质量差或成本高,公共服务和设施相继关闭。从那时起,中国农村的家务工作基本上由妇女承担。

20世纪80年代,中国妇女承担了农村和城市地区的大部分家务。当时提倡的妇女解放实际上给已经从事家务和副业的妇女增加了更多的生产性工作。例如,农村妇女不仅必须在社区与男子一起工作,还必须在自己家里种植蔬菜和饲养牲畜,并负责其他家务。农村妇女的繁重工作使研究者认为,农村家庭的生存取决于农村妇女的自我剥削。

20世纪80年代末,人类学家朱爱兰在对中国北方三个农村地区的实地调查中发现,农村男性认为男性应该承担家务是不可思议甚至荒谬的。在中国农村地区,关于家务性别分工的革命被推迟了。来自英国的中国农村妇女研究员克罗尔(Kroll)分析称,尽管当时的主流媒体一再强调家务劳动是婚姻生活的一部分,并建议丈夫帮助妻子做家务以维持和谐婚姻,但这样的话并不是基于性别平等。此外,面对更大的建设问题,家务劳动的时间分配在现代国家权力的宏大叙事中处于次要地位。女人通常被矛盾的要求所控制。他们不仅要把工作放在家务之上,还要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母亲的角色上,致力于维护社会主义家庭伦理的使命。

总的来说,家务劳动中的性别不平等定义了中国的父权制。家务劳动与其说是小事,不如说是中国父权制运作和再生产的核心。长期宣传和妇女解放口号并没有消除或减少这种不平等。

今天家务劳动的分配

在经济压力下,男人们开始妥协

今天,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带来了大量的农民工到城市生活。虽然一个人在城市可以赚到更高的收入,但是维持一个家庭的生活费用是很困难的:生活在城市的孩子必须承担额外的学费;要回到家乡,还必须负担两个家庭的费用。一位来自广东农村的44岁出租车司机感叹道:“你不能死于疲劳或饥饿,但工资远远不够。”

许多男性工人需要做两份工作来维持生计,但这也让他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因此,妻子的工作对维持家庭稳定非常重要。搬迁家庭中的大多数妻子都有工作,绝大多数在工厂工作,月薪在2000-4000元之间。

来自广西的26岁厨师孟晓(男)说:

通货膨胀率很高,房价很贵,工资也很低...我们需要为我们的孩子支付房租,以便他们学习并给我父亲寄钱。我们怎样才能赚到足够的钱?社会变化太快,东西越来越贵,但是工资仍然很低...在她(妻子)回到城里工作之前,我们总是为钱争吵。现在她在城里和我一起工作,我们有一些积蓄。现在我们都感到更幸福了。

除了日常开支,绝大多数工人需要为他们的儿子盖房子,或者为他们的孩子将来的学习存钱。这一经济现实表明,男性工人会对他们的妻子能否带来劳动收入产生极大兴趣。因此,当他们选择配偶时,他们不仅要看自己的个性,还要重视女性是否“有能力”。不愿参与生产活动的妇女将受到批评。

31岁的湖南鞋厂工人唐笑说:

女人不能只依靠男人,希望他会给她食物和衣服。她也需要工作。如果她能工作,她的丈夫应该会很高兴...如果她什么都不做(赚钱),即使她丈夫有钱,她也会觉得无聊。

尽管女性的生产力受到重视,但绝大多数男性员工仍然认为女性气质是基于女性的家庭角色和责任:一个有道德的女性应该能够洗衣服、做饭和打扫房子。但同时,他们也会赚钱。只有赚钱的能力才是做家务的能力的第二位。

因此,直到今天,中国农村的大多数男人仍然认为家务是女人的责任。然而,许多移民夫妇和来自移民家庭的男子在城市工作后被迫做更多家务和照顾孩子。根据受访者的说法,我们观察到四种应对方式。

(1)

扩大免疫

她买东西,做饭,洗衣服,收拾房子。

扩大豁免意味着男性工人将他们不必在农村社会做家务的传统延伸到城市生活,因为他们挣得比妻子多得多。

这种模式的特点是丈夫只做很少的家务。他无疑是家里的养家糊口的人。他妻子的有偿工作被认为是次要的,丈夫和妻子都认为妻子应该承担大部分家务。这对夫妇普遍认为妻子会拒绝男人做家务。

她(他妻子)很好。她做家里所有的家务。有时我想帮忙,但她不让我帮忙...她想让我下班后休息、吃饭和睡觉。我的工作比她的更努力。-出租车司机老范,41岁

(2)

战略规避

我一整天都在努力工作,什么也不想做。

在农村地区,妇女必须在国内外工作。她们依靠女性亲属的帮助,如婆婆,来应对这一双重负担。在城市,许多妻子要求丈夫做家务,因为移民夫妇通常不得不依靠自己。不愿意做家务并且无法抗拒妻子要求的男性工人(也许他们的收入比妻子低)通常会采取回避的方法来处理他们。

有时候工作了一天后我很累...我什么也不想做,但是还有很多事情等着你去做...有时候我只是等待,然后我希望她能做到,然后她也等待,然后她希望我去做,然后我们吵架了...例如,谁来洗碗、拖地板和扫地。-司机小丁,35岁,东莞

(3)

选择性接受

我有权利和自由决定什么时候帮助什么以及如何帮助。

选择性接受意味着男性工人选择性地接受妻子的要求,在家务和儿童保育方面提供“帮助”,但认为他们在家务和儿童保育方面的角色仍然是次要和灵活的。采用这种模式的男人通常愿意“帮助”妻子做家务——当某项家务需要妻子太多体力时,或者当妻子太忙或太累时,或者当他们特别擅长某项工作时。

这些男人通常告诉他们的妻子家务不是他们的责任,他们也没有责任做家务。他们有权利和自由决定什么、何时以及如何帮助。当一个男人“帮助”他的妻子做家务,并不意味着这对夫妇试图超越“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分工。

当我们在家的时候,她做饭,但是如果有客人,我会买蔬菜,洗蔬菜和摆桌子。我们一起做...因为背痛,她洗小东西,我洗大东西,比如床单。我在外面洗衣服时,她在屋里洗衣服。-老金,53岁,湖南人

(4)

主动参与

做家务伴随着同龄人的压力。

主动参与家务的男人需要承受同龄人的压力,因为他们在家庭领域扮演着非传统的角色,也因为他们经常被迫接受低级别的工作来平衡工作和家庭责任。

她不需要做家务,大部分是我做的。我们搬到一起后,她洗衣服不超过五次。我洗了我们所有的衣服……但是每次我扫完地板,她都会再扫一遍,因为她觉得我做错了。我们一起做饭。她做饭,我洗衣服,切蔬菜。洗碗绝对是我的事。我们一起买蔬菜。——工厂工人萧秋,31岁

“可敬的男子气概”一词

为男人合理化家务,建立新的身份。

总而言之,由于经济压力,来自移民家庭的男人们在家务分配上做出了妥协。他们开始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妻子完成家务。但是这种行为会面临很多同龄人的压力,所以会有一些男人害怕被邻居看见,在做家务时会被同龄人嘲笑。

此时,为了使男性家务合理化,社会需要一种新的男性叙事。主动参与家务的男人通过身体练习构建了一种新的男性话语:男人对家庭的爱、忠诚和责任,使他们成为完全不同的丈夫。他们会理解他妻子的辛勤工作,并与她分享。

例如,40岁的老路和他的妻子在工厂轮班工作,这样他们就可以一起照顾他们7岁的孩子。他不赞成那种经济上的成功。他珍惜与妻子和儿子的生活,认为男性参与家务劳动是一个切实可行的选择,可以让家庭成员更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另一个例子是45岁的保安姚明,他在家为妻子和孩子洗衣服和做饭。他用对家人的爱来解释为什么他扮演了一个非常规的家庭角色。他妻子赚的钱比他多。老姚通过把家庭放在事业之上来解释夫妻之间的地位冲突。

34岁的老张在市里做低收入保安。他可以在其他地方照顾他的孩子和父母,同时照顾他的工作。老张认为,这种自我牺牲是为了履行家庭责任,他强调:

“我们农村人是务实的...我们努力工作谋生...我唯一的原则是让我的家人幸福。”

老张不同意金钱就是一切。他还将自己与大学毕业的姐夫相提并论,称姐夫已经失业多年,因为他“不想赚小钱,也没有能力赚大钱”老张不满意姐夫不切实际的生活方式,不明白他为什么不结婚。

上述所有案例实际上都是在构建新的“可敬的男子气概”的词汇,这不仅有助于他们找到做家务的理由,也有助于他们与传统城市“男子气概”的区别。

作为移徙工人,受访者感到两种主导性和规范性的男性气质:基于金钱的男性气质和基于质量的男性气质。前者就像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而后者就像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一些受访者想通过商业接触领先者,但大多数人以失败告终,甚至耗尽了积蓄。他们的生活艰难而无聊,但它能让后代从残酷的生活中解脱出来,成为他们在城市奋斗的意义。这种自我牺牲的斗争使他们能够建立一种“可敬的男子气概”,这种气概建立在男子支持和照顾家庭并使其成员感到幸福的努力和责任的基础上。

具有这种男子气概的男人会抵制金钱对私人生活的殖民化,并将金钱视为家庭堕落的根源。在受人尊敬的男子气概的概念中,男性工人因家庭和睦而得到认可。受人尊敬的男子气概的概念构建肯定了男性工人的痛苦和忍耐以及他们适应城市生活的能力。根据这一标准,家庭和睦已成为衡量男性的最大尺度,这也使他们无法理解城市中那些受过高等教育但不愿结婚或承担家庭责任的男性。

事实上,这种新的男性话语仍然保留着传统文化的色彩。他们通常淡化对家务的承诺,从而保持性别尊严的形象。家庭是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环,也是他们尊严的源泉。这时,做一些家务不会妨碍他们的男性自尊。然而,我们需要看到这种变化是暂时的。它是由现实强加的,并不是源于本质价值的变化。一旦实际情况发生变化,家务劳动的新平衡将被打破,一切都将回归传统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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